战后40年，日本经济增长52倍；改革开放40年，中国经济增长约50倍。1990年，日本城镇化率约为60%；2024年，中国城镇化率已达67%左右。1990年，日本宏观杠杆率约为277%；2024年，中国宏观杠杆率约298.8%……

　　是被称为“失去的三十年”的长期停滞：楼市股市双杀、企业大量破产、失业率攀升、生育率断崖式下跌……

　　毕竟中日两国山川异域，无论在主权制度、经济体量、社会阶段还是人口结构上，都存在巨大差异，绝不能简单类比。中国在应对各类风险时展现的韧性、调控的政策空间以及庞大的内需市场，都远非当年的日本可比。

　　然而，中日之间确实有相似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路径。将日本那段历史作为一面镜子，从中汲取警示与思考，或许对我们会有所裨益。

　　1985年的东京，高楼耸立，霓虹闪烁，空气里弥漫着纸醉金迷与对未来的狂热想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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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那个年代，消费被奉为美德，攀比视作风尚，整个日本社会仿佛全员坠入一场不愿醒来的美梦。

　　在梦中，日本富可敌国，“买下美国”乃至全世界似乎指日可待，财富仿佛从天而降，享乐主义盛行，靡靡之音回荡在大街小巷。

　　经济高度繁荣，企业求才若渴。每年都有上百家公司因“人手不足”而倒闭。人力资源部门忙得不可开交，应届毕业生尤为抢手。只要前来面试，无论录用与否，先奉上一万日元交通费。若是看中的人才，名包、名表、高级西装立刻送上，唯恐慢一步就被别家抢走。

　　人们相信工资会永远上涨、股票永远升值、失业永不降临……夏天仿佛永远不会结束。

　　那是经济成长近乎虚幻的年代，也是繁华璀璨到令人眩晕的年代。日本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强势，让西方世界既惊叹，也隐隐感到一丝“陌生的威胁”。

　　而在太平洋另一端，美国正经历艰难时期：越战创伤未愈，石油危机引发滞胀，失业率一度冲破10%。

　　1983年，卡特皮勒公司总裁李·摩根发布报告，直指日本利用汇率优势损害美国产业，导致国民收入下降。整个80年代，美国约三分之一的贸易赤字来自日本，存在巨大逆差。

　　反日情绪在全美蔓延，失业工人当街砸毁日本车，甚至有政治人物在白宫前公开砸日本收音机。

　　经过多轮“友好”谈判，1985年9月22日，美、日、德、英、法五国签订《广场协议》，旨在令美元有序贬值，日元、德国马克升值，增加出口，以纠正贸易失衡。

　　热钱如潮水般涌入日本。在等待升值的过程中，这些资本流向房市与股市，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。

　　日本人自己也沉醉于货币升值带来的“财富幻觉”，在海外开启“爆买”模式，从奢侈品到艺术品，从夏威夷酒店到纽约摩天楼，挥金如土。

　　一年内，日元升值幅度超80%，远超预期。日本央行试图通过降息（从5%降至2.5%）和印钞来抑制升值，却意外点燃了更大的火药桶：房价。

　　当时一位名叫渡边的停车场老板，通过“贷款购房—抵押再贷—循环购入”的方式，竟空手套白狼积累了7000亿日元的财富。他在纪录片中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那真是个好时代啊，好时代。”

　　时代的红利怎么可能均匀降临？纸醉金迷的盛世图景，往往只是既得利益者的日常，而非普通人的真实生活。

　　就像是民国时期，自由，开放，才子佳人倍出。但那只是大地主、大军阀、大资本的好时代，却是无数底层老百姓的坏时代。

　　1989年，日本土地资产总值高达2000万亿日元，而面积大30倍的美国，土地资产仅约500万亿日元。“卖掉东京就能买下美国”并非笑谈...

　　房地产泡沫催生了畸形的消费文化：日本人买下全球70%的奢侈品，商家将每个节日都包装成消费狂欢，“刹那主义”大行其道，“消费即美德”成为社会共识。

　　但残酷的现实在逐渐浮现：“先富起来”的炒房阶层，正在侵蚀后来者的生存空间。

　　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在《战后日本经济史》中写道：“如果不劳而获的人越来越多，说明社会正走向错误的方向……当‘勤劳致富’成为笑谈，经济发展便脱离了常识。”

　　社会总财富并未显著增加，一部分人的暴富，必然以更多人陷入相对贫困为代价。

　　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，80年代并非黄金时代。前辈靠炒房积累的财富，成为他们难以跨越的高山。即使拼命工作，但工资涨幅似乎永远也追不上房价飙升的速度。

　　许多人以为，是泡沫破裂后的“失去的三十年”导致日本生育率暴跌。事实恰恰相反。

　　从上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、城镇化快速推进开始，日本生育率就已持续下滑。尤其在1985-1990年的泡沫巅峰期，生育率下滑最为剧烈，并非经济衰退导致人不愿生，而是泡沫高涨时，普通人已被挤压得无力生育。

　　日经指数连跌30个月，市值腰斩；房地产开启长达二十年的下行周期，至少损失1500万亿日元资产。这便是所谓“失去的二十年”。

　　泡沫破裂后，日本生育率下滑趋势反而有所放缓。（显而易见：即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多么好，可对个人来说，生存环境才是社会存续的重要因素。）

　　“存地失人，人地皆失；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。”对一个国家而言，保住人口的未来，或许比保住资产泡沫更有价值。

　　正是在这“失去的二十年”里，日本科技仍在默默进步，诺奖得主频出，产业结构持续升级。

　　日本有一本书叫《老后破产》，记载了“团块世代”（约1950年代出生）的晚年困境。

　　刚步入社会，就迎面撞上泡沫破裂与亚洲金融危机，就业市场冰封，许多人不得不成为“家里蹲”，依赖父母供养。

　　父母一代既要补贴子女，又要赡养自己的高龄父母，积蓄快速消耗，老后贫困由此成为社会问题。

　　2019年日本内阁府报告显示，全国已有约110万“蛰居族”，其中不少已是中年。在东京某些社区，每24户就有一户住着长期不出门的家人。

　　居家办公、无需通勤、没有职场压力，雇主就是自己的父母，每月领取“亲情工资”。

　　日常任务是：“早晨遛狗，帮忙做饭，饭后散步，陪父母聊天……主打一个陪伴。”

　　然而，若看一看日本的“次世代”，便能理解这背后的无奈：当社会竞争白热化，而年轻人看不到清晰的上升路径时，退回家庭或许成了一种被动的“软抵抗”。

　　1990年的日本与今天的中国，固然有诸多不可比之处，但那段历史依然值得我们深思。